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她认为要更多用游戏方法取证，年龄越低，越要用游戏方法，由专业人员去观察孩子反应，这需要特殊的技能和方法。但目前现实是，中国缺乏包括专业问询在内的服务儿童的专业人士。

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|改革开放纵深推进 或迎新突破》“那就看是否以儿童利益最大化，在美国有些州更严厉，性犯罪者住到哪里，他的房子就被涂成特殊颜色，小朋友看到都要绕着走。”樊星说。